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弥纳于指尖-论写经小楷

来源:http://www.4sports-uk.com 作者:3522.com 时间:2019-08-24 01:16

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,写经书法是书法艺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瑰宝。据佛学上说,佛经是自东汉明帝时翻译而传入中国的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期间,战乱频仍,兵 遍地,给平民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动荡和痛苦,于是,人们在百般无奈中,纷纷转而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寄托,求其心灵安详,灵台安顿。佛经中许多描写佛陀的形象,充满神异的超现实的境界,尤其能够抚慰受过创伤的心灵。同时,统治者为了麻痹民心,促使社会稳定,也推波助澜式地进行宣扬,热心事佛,建造寺院,供养僧尼,抄写经卷便成了他们日常佛事中的一种功课,由此形成了写经书法的繁荣。 魏晋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,作为书体的演变过程中的一环,正由隶到楷而过渡。作为书法名家和大量的民间书家,对于书法演变的感觉程度显示了极大的差异。一般地说来,作为书法名家,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较优良的文化环境,本身对于艺术的研究通常是走在前列的。而作为民间书家、民间书手,譬如社会底层的经生,就不可能具有较良好的学识修养,同时底层的生活也使书写条件艰难和简陋。这样,无论在审美眼力和眼界方面,深度和广度都受到了局限。如晋王羲之的楷书《佛遗教经》已经脱离了隶意的约束,纯然楷书法则,并且举重若轻、灵巧自如了。与此同时,民间的楷书仍然隶意浓厚,凝重和质朴,甚至还有些许章草遗韵。如果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魏晋写经,在审美上是不如名家小楷先进并具有改进创造意识的。但又因着写经自身蕴含着楷、隶、章草等多元素融合,使魏晋写经书法特别耐人寻味,耐人琢唐。符秦甘露元年的《譬喻经》是写经中最早的一件。当王羲之能在兰亭楔集中写出清新流畅的《兰亭序》时,《譬喻经》在整体上的美感仍然是粗重沉坠的。这件作品大致代表了这一时期写经的创作手法,如尖削入纸,左轻右重,行笔重按多于轻提,笔画的平行以排叠居多,交错则实笔多于虚笔。在名家已经很自如轻盈地运用“磔”笔抽锋飘逸时,《譬喻经》的作者还是重按为主而无法轻提,转折之处也显得生硬。令我们感兴趣的是(晋人写经•佚名)这一残卷,可以想见作者书写时的轻松与自如,不似其他经卷那么富于庙堂气色,尤其是轻重交替的配合可谓得心应手。它虽然有较浓的隶意,尤其是撇捺全然隶笔,但是掺入的行书笔意使整件作品生动活泼起来。这件作品有乌丝格为界,但作者书写的随意性并不为其所束缚,有的笔画已经越过,并在字型的大小相间、奇正相错上,表现了与同期写经小楷所不同的气氛。因此可说此经是写经中的“放意”之作。这一时期作品之多、反差之大是显而易见的,由于作者众多,功力高下有别,便会出现一些与名家楷书所不同的现象。我们在读王羲之的《佛遗教经》、《乐毅论》时,在众多的字数里,首尾都是和谐统一、完整一贯的,他们有着较准确的表现技巧,并且有驾驭这种技巧的平稳的心态,因此形成艺术的整体性。写经作者在这方面比较逊色。如晋人写经卷,作者的用笔不能说生疏,但平行线条太直露,构成堆叠,而书写速度太快,又使不少笔画变得轻挑起来。令人感到不平衡的是该篇的前后两个部分的笔调轻重不一,笔意有所差异。前部分清雅,后部分浑厚,如出二人之手。这也说明了经生在创作长篇经卷时,技法和表现能力缺乏统一的基调。北凉玄始十六年的《忧婆塞戒经》残片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时的书法特色。“优婆塞”俗称清信士,是在家修行的佛教信徒,故“优婆塞戒”即“在家菩萨戒”。在这件长27厘米、高22.27厘米的残片中,更是容纳了不少资料性的信息,如该经卷中的别体字大量出现,体现了东汉到南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字多向发展状况;如该经卷中比较潦草和涂改的痕迹,又很可能是当时译经的底稿,而尚未抄正。因为从出土的经卷中,我们会发现有的经生在抄写时具有严谨的态度,如先练习后书写。在敦煌的经卷中,有《涅槃经难字抄》,汇录了各类经卷中形义比较生僻疑难的字,先进行练习,待到熟手后再进入一丝不苟的正文书写。同时,经生中书法教与学的痕迹也很明显,技艺不佳者亦有意多练习。如有临《佛说地藏菩萨经》,每个字头写一行,二十字左右,字体大小接近,笔画粗细匀称,章法整齐,可以看出习练者的虔诚和用心。众多的经生抄手的崛起,使写经成为盛事,深深地打下了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烙印。归结清论,这阶段的手抄经文,还没有可能形成像后来的成熟、规范、统一的要求,处于写经字体的初级发展阶段,有不少的经书书写随缘任意性较大。因此从佛教宣教的角度来看,庙堂气色比较薄弱;从艺术角度看,则带有明显的个性化色彩。经生已经对手抄经文笔迹产生了重视,以书迹优而自豪,以书迹劣而自惭。如书于405年的《萨婆阿私婆地十诵比丘诫本》,就笔迹可称为一件佳作,但作者末尾还是自谦地写道:“到夏安居写到戒讽之文,成具字而已。手拙用愧。见者但念其意,英笑其字也。” 《佛说辩易经》卷末也写道:“太安元年岁在庚寅正月十九日写论,伊吾南祠比丘申宗,手拙,人已难得纸墨。”可见品藻高下的风气也渗入了佛门之内。 南北朝时期除了写经之外,刻经也为数不少,其中以北齐的经书刻石最为著名。其中有《岗山佛说观无量寿经》、《金刚般若经》、《大乘妙偈碑》、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》、《无量意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、《香泉寺华严经摩崖》、《徂徕山文殊般若经》、《水牛山文殊般若经》等,其中以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》为最著名。作者以超然心态,凭藉极大的宗教热情和超凡绝俗的艺术天赋,倾注着超脱的澄净。该碑每字大一尺甚至一尺五寸许,共八九百字。字体隶楷参半。如此巨制不涉险奇怪诞,似歌侧还归端庄,似雄浑又添浑凝,雍容大度气度非凡。高僧李叔同曾认为:“我觉得最上乘的字,或最上乘的艺术,在于从学佛中得来;要从佛法中研究出来,才能达到最上乘的地步。”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》以事佛之心写字,净心无欲,专心致和,以至于字大而不流于急躁、火气,蕴含充足。清康有为认为:“《经石峪》为榜书之宗。”清杨守敬认为:“北齐《泰山经石峪》以径尺之大书,如作小楷,纡徐容与,绝无剑拔弩张之迹。擘窠大书,此为极则。”这些写经碑刻的存在,更多地为书法史上提供碑学的范本。康有为曾述欧阳修之言曰:“自隋以前,碑志文辞鄙浅,又多言浮屠,然其字画往往工妙。”写经碑刻由墨趣转为年石气,加之字径偏大,便成为临池者之异宝。 隋朝建国之初,由于南北朝长期分而治之,文化上缺乏交流,书法发展又在由隶向楷、由章草向今草演变。不仅在一件作品中可以看到正、篆错综为之的现象,而且笔画上增笔减笔、偏旁从此从彼的异体的事实也大量出现,于是隋朝朝廷统一佛经的官本,以正错讹。一些高僧也对此倾注了力量。如高憎智骞,“偏洞字源,精闲通俗,晚以所学,追入道场。自秘书正字,雠教著作,言义不通,皆咨骞决”。这种对经籍的校定,促进了写经的规范化。同时,隋代写经的艺术水平也提高了,《大智度论卷第九十》在技巧上就已达到了精工细致的程度,作者已掌握了楷书的结体要领,使组合达到重心平稳,并运用了疏密、轻重、徐疾相互交替的行笔,通篇布局精整严密,具有峻峭雄健的整体气势。字形已反隶意的横向延伸而取纵势,结构谨严中纵敛结合有序,寓灵巧于平整。点画峭拔精美,韵致俊爽清润,尤其是捺笔,已表现出相当熟练的技巧,刻画得毫无挑剔处。同期的《太子慕魄经卷》又是另一种风采,作者运笔疾胜于徐,按提顿转娴熟之至,有些笔迹已由楷进入行书领域,成了飞动呼应的行楷了,该卷给人一种活泼轻快之感,是隋写经中所未有的,故清代许承尧认为:“隋开皇九年皇后选太子慕魄经,考敦煌石窟出,写经以隋为最精,书法至隋集南北之大成,另有一种冲和廉穆态度,迥非唐人可及此焉,出自椒房尤为异宝。” 有了隋代短暂的过渡,书法艺术在这一历史时期进行了整合,交融,到了唐代形成书家众多、作品众多、风格各异的景象。由于帝王的推崇,朝野于书法的重视达到很高程度,甚至成为仕途的必备一艺。从唐代的书学设置情况分析,书学与经学并列隶属国子监,规定经学学生必须研习书法。而为官必备的身、言、判要求外,还须:“揩法遒美”。据吏书记载,唐初名书家虞世南、欧阳询、褚遂良、冯承素都曾在弘文馆为官任教,培养下一大批贵族子弟。隋唐两代书籍成倍增加,雕版印刷又尚未大行,大量的抄写工作须由写手完成,便形成了写手的大量涌现。由于唐代的许多帝王和宗室笃信佛教,他们祈攘保佑,安邦安民,亦将抄写经书作为功德。随着唐代经济、文化的繁荣,经文的抄写十分繁重,出现了一批专业抄写经书的经生。经生可以分为两类,一类是僧人,他们的生活比较安定,衣食不愁,遁入空门后杂务日少诚心事佛,有了比较清幽的环境和平和的心境,书写经卷的态度十分认真。譬如(普贤菩萨证明经卷》,此经是唐代经卷中极为庄重认真者。除了起讫一丝不苟之外,在章法的安排策划上紧锣密鼓。只是在气息清新秀逸方面似不足,走向了笔墨实在而充满。可以想见书写时的务实稳重,而不是匆匆忙忙草率应付。而有一类经生学识修养较低,书写经卷的水平也一般,他们应一些经济贫困的事佛人家之情而书写。由于他们本身对书迹优劣并不内行甚至抱无所谓态度,只是一种心愿,便任这类经卷书写者自行其事,没有笔墨技巧,没有精到安排,只是纯乎实用性的抄写。这类作品如《佛说无量寿要经》就是典型。它说明了作者书艺的差别,也说明了经生在社会上地位的差别。《宜和书谱》称赞一些经生:“经生高手书写修整自持,数千字终始如一律,不失行次。”这在唐高宗咸亨三年经生手王思谦书写的《敦煌妙法莲华经卷第六》得到了体现。写经者是长安城内的专业经手,全卷历经初较、再教、三教,复由唐玄类的四位著名弟子“详阅”,最后由“判官少府监掌治署令向义感”和“使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永旦监”,可见何等的严格。这时的经生在一定的程度上和朝廷的名书法家有了联系。唐高宗咸亨三年至高宗仪凤二年,唐宫廷曾抄了为数众多的《金刚经》、《法华经》分发到全国各地。当时能写这类经书的有秘书省、弘文馆等处,经书作者多半是唐大书家虞世南的弟子和再传弟子,因此这类经书大多体现了虞书的娟秀圆融、外柔内刚方正稳健,《敦煌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卷上》,又表现出承唐书家褚遂良的余绪,通篇笔墨清丽流畅,变化多端,疏瘦劲健,曲尽其妙,尤其是上下笔之间常有牵丝萦带,令人想见其运笔的优雅潇洒。书法名家的影响,使写经走向了规范严格。同时,不少书法家也亲自参与书写经卷,其中书写《金刚经》就有于知敬、徐浩、柳公权诸家,而以柳公权书《金刚经》最为著名。此经为柳氏47岁时所作,字径虽小,风格鲜明。柳氏书法自二王入手,意参北碑,融会初唐欧虞褚薛之风韵,独创一格。整体观之刚挺整洁,笔到力到,神气外溢。宋董 《广川书跋》称:“此经本出于西明寺。柳 谓备钟、欧 、褚之体。今考其书,诚为绝艺,尤可贵也。”此经卷“修养已成,神气清健,无一点尘俗”。 五代以后,写经书法逐渐走入了衰落,缘由是经卷的木刻印刷已大量地出现了。到了宋代,雕版印刷技术的推广和运用,使写经的作者日减。雕版印刷的出现虽然对宣佛提供了大量的经卷,但是那种具有书写个性和艺术气质的鲜明个性却不知不觉地消失了。如浙江瑞安仙岩寺北宋慧光塔出土的《妙法莲华经卷第二》虽然取法唐代颜真卿书法,但已走向刻板和单调,世俗习气也浓厚起来,颜书那种古朴苍茫的蕴含已消失殆尽。书写者刻意痕迹明显,缺乏自然流动,虽然排列整齐,大小如一,但有形无神,笔墨趣味无从流露。这类写经在宋代是比较常见的。让人耳目一新的是著名书家张即之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卷》,可以称为宋代写经中的精品。张即之出身显宦之家,他本人“以能书闻天下”,一生中书经卷较多,仅在明清人著录中就不下数十本,且写经时虔诚恭敬,从不以行草书写。此经运笔流畅,含蓄蕴藉,以力见长。晚年的精品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更是炉火纯青,运笔坚实峻健,点画顾盼生情。轻、重、疾、徐,交递自在,披览之余,顿觉奇趣横生。张即之的写经小楷,可以视为写经晚期的硕果。 在写经中表现书法艺术的独特魁力的并与中国书法发展紧密相关的,是日本的写经。 从现存的日本古代写经来分析,有中国书风和和式书风两种类型,从中国书风向和式书风的推移,可以看出日本列岛从大约五世纪时的开化期演进到文明期的过程。六世纪是大和政权动荡的年代,围绕佛教信仰的是非,进步派苏我氏和保守派物部氏存在尖锐的对立,这种抗争以进步的苏我氏取得胜利而告结束,从而使佛教自然而然地在日本历史的前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。由于佛教从中国经由朝鲜输入,作为教材的写经也同时输入日本。最初的写经是圣德太子摄政时,推古二十三年写下的《法华义疏》。在《法华义疏》的卷头上,太子写道:“此是大委国上宫王私集,非海彼本”,这件草稿节奏跳跃时有映带,圆润中带有随意轻快,有着很强的晋人尺牍文稿的韵味,稍后的《金刚场陀罗尼经》则有唐初风采,这两件作品被认为代表了奈良时代以前的写经书风。 奈良时代是佛教兴盛的时代,因此写经极盛,经典流传下来不胜枚举,说是日本写经史上的黄金时代也不为过。奈良朝的书风可分为初期、中期和晚期。 初期的写经有和铜五年长屋王的发愿文《大般若经》,该经受隋书风影响,结体宽博,用笔较重,通篇章法茂密,有一种庄严感。该经书写在黄色的光纸上,行十七字,藏于常明寺。而藏于太平寺的同名经卷则用笔较为轻盈,字径较小,显得宽松和灵巧,欣赏起来更为怡悦。 中期的写经代表作中有神龟五年的《长屋王发愿大般若经》 、天平十三年的圣武天皇敕愿紫纸金字《光明最胜王经》等等。这个写经异彩纷呈的时代,笔力强盛、自由、舒展,很受唐楷规范性的影响。如传为管原道真书写的《光明最胜王经》,紫纸衬托金光,一派凝重肃穆。金字难书易滞,作者却能在用笔上自由婉转毫无板滞、倦笔。在提按转换上活络之至,起讫始终毫无破绽,示人以笔墨精良,表达完满。该经在结体上多取横向,字偏扁形,撇捺施展如凤之翼,益增结体宽博开张,作者的书写能力非同凡响。 奈良后期的写经书风依然为唐代书风所笼罩。天平胜宝四年四月,在总本山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举行开光大供养仪式。在东大寺大佛殿前的参释道上立着八角灯笼,笼柱上刻着《本行经》、《业报无差别经》、《施灯功德经》等,刻经兼有六朝力感和唐朝气格,已是书法专门家的气度了。天平宝字三年,经生一难宝朗完成了《中阿含经》这一写经典范。此经用笔斩钉截铁,重似崩云轻若蝉翼,节奏明朗刚柔相济.从转折处分析,此经也受到北朝碑版的熏染,尤其是龙门四品的刚劲方折的渗入,给此经增添了小中大的气象.如果与传圣武天皇天平十二年左右写下的《贤愚经》对照,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,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,都以厚重为本,但《贤愚经》起笔偏尖,《中阿含经》起笔偏方,《贤愚经》轻重相近,节奏近乎同奏。《中阿含经》晚《贤愚经》十九年,很可能在吸收《贤愚经》创作手法的同时,又经概括提炼,因此显得更为精粹和完美。 日本写经一进入平安时代,民间经书书风起了很大的变化。除了蹈袭奈良时代的书风,尽量做到规范工整之外,神采风韵及笔力气度都已远远地不及以往了。贞观十三年安倍小水磨发愿的《大般若经》是这一时期优秀者,它在外在形态上仍以笔笔不爽清新灵活胜当时经书一筹,可内在的韵致含蕴力量已明显地走向单薄了。而传嘉祥元年——贞观二年 的《三聚净戒示》是极少见的行书写经。该经吸收了王羲之行草的技巧,有如王书《快雪时晴帖》的线形圆劲,充满了弹性的力量,行气尤为畅达、爽利。又有王书《兰亭序》的细腻灵巧,充溢着天然情趣和活泼泼的生机。该经是最能真切反映写经者的天性流转。尽管有这些精品,可是并不能掩饰日本写经发展过程中的衰退。艺术性逐渐走向低调衰退是有一些原因的,因为此时盛行密教,以静思祈祷为主,笔墨书写退为次要,从而导致了写经浪潮的退却。 但是,一些著名书祛家的写经墨迹,却在此时大放异彩。其中有空海的《大日经开脚》《刚般若经开题》、《破体心经》,嵯峨天皇的《光定戒牒》、《金字法华经》,藤原道长的《弥勒成佛经》等等。这些写经以空海的书法为著名。空海31岁时随遣唐使入唐,除学习真言密教外,兼重书艺,806年返日后广泛传播书艺。他的卓越之处在于不仅能取法王羲之书风,得其神韵,还能兼收唐书家徐浩、颜真卿新意,在这样的组合中,又流露出和式书风的气息,因而他的风格是一种多艺术元素的结合体。他的《大日经开题》有较浓郁的颜书风韵,但行笔随意,大小参差,把玩起来尤为亲切自在。《金刚般若经开题》纯然草书,与王羲之优雅书风如出一辙,又吸收了庸人孙过庭《书谱》之遗绪,穷变态、合性情,近乎烂漫,飘逸中见沉着,婀娜中见刚健。作者似乎没有考虑到书经的实用性,而是作为一种艺术创造过程来实现的,写到畅快之处,全然忘乎所以,成为一种心手两畅达乎化境的精神产品。因此赏读此经,首先是为其精湛的艺术倾倒。《心经》从艺术上又称《破体心经》,空海将楷、行、草、隶四体交错于写经其中。为了协调,空海大力地调动行草的流动笔意流走于通篇气脉,促成动感活跃。该经中,空海亦吸收了梵字的写法,并根据梵字的结体来安排,使字态的表现增添了装饰性。和空海的许多作品相比,《心经》书法大致属于一种戏笔行为,行笔不拘行迹,不计工拙,是一种别具心裁的独创,与唐颜真卿书《裴将军诗》有异曲同工之处。作为嵯峨天皇受戒时写下的《光定戒牒》,又是另一番风采。他将王羲之的清劲婉和书风与欧阳询的峭拔严谨书风结合,做到刚柔相济,欹正相生。嵯峨天皇对唐朝文化极为钦慕,在《光定戒牒》中自觉地洋溢着唐初书风的韵致。这些名书家写经极大地充实了这一期的书坛。 以十世纪初作为界限,十世纪后,优美的中国写经书风终于渐次退位给了和式书风。 和式书风最早出现是在天历二年的《授菩萨戒仪》这一佛教经典上,但离纯粹的和式书风仍然有一段审美距离,体现的还是奈良时代的写经风格占有较高比例,《授菩萨戒仪》作为一个开端,已逐渐地循着和式特有的途径发展。和式书风的特点之一是追求日本式情调,以鲜明艳丽的书写经文料纸,并进行精工的装订和各种手法的装饰。如用各种不同颜料对纸张的浸染;用金箔银箔散饰成各种画面;金粉银粉调成粉泥,用画具描下各种形态各异的画稿为底;用水晶或玛瑙制成精美的轴头。这些工艺的介入,使经卷显得绚烂豪华。为什么要在写经的装饰上花费如此多的心计呢?因为这种制作法很复杂,又要揭剥,又要切合加以裱托,工序精密。究其原因,审美意识极大地丰富了,并不满足既往的单纯书写,追求整体的美观醒目,写经的审美意识在缕金错采中延伸;再者是奢侈之风的蔓延,如天永三年,藤原氏一族为了御贺,不仅要举办华丽的童舞和仪礼,还制作等身大的释迦佛、大般若经、寿命经。这种风习也渗入了写经;第三是女性化的新意识,以求优婉艳美获得欣赏,散发出优雅的魅力。 在注意装饰的同时,认真地对此时的写经归类,可以发现诸经卷中,《法华经》的书写内容几乎占了这一时期经书的绝大部分。为了在心理上摆脱世上的危机而自度,希求从写经中立公德以成佛。特别是一些女性,自以为罪障多,对于此经的信仰,更是根深蒂固。十一世纪以后,书写《法华经》内容的佛教徒急剧增加,形成如潮水一般的势头。在众多的《法华经》写本中,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《法华经方便品》和宝严寺《法华经序品》是其精品。墨迹清晰地书写在绘有花卉的熟纸上,行距字距较为宽绰,行笔轻盈敏捷,清雅宜人,有由实入虚,即实即虚的玄境,可以看出书写者虚灵的胸襟使作品品性表里澄澈。在书写《法华经》时,以一品经独立书写的形式来进行是十分流行的。《法华经》从序品始到劝发品终,一部《法华经》共有二十人品之多,再加上开经的《无量义经》和结经的《观普贤经》,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。由于二十人品数量宏大,在书写中多以每一品作为一卷,再以开经、结经首尾相护。为了有更多的人结佛缘而动手书经,通常一人书一品,分而书之,称为一品经,末了按诸件一品经的顺序连贯为一卷,便成为一部完整的《法华经》。不过,从书法审美的角度来衡量,笔迹优劣互见。有的创作技巧能力较强的作者,善于安排表现,精工细腻,便有过人之处;有的作者仅凭虔诚而缺乏笔墨技巧者,则艺术性相距甚远,这些作品合而为一,便构成了经卷的内容完整性和艺术感觉不够统一和协调,引入注意的是这些和式书风的作品不论艺术水平如何,都在尽量体现王朝贵族的唯美主义色彩,显示豪门贵族的身份。除此以外,也存在一种心理,将写经装饰得华贵绚丽,增加了修善功德的分量,因此这类写经又称装饰经,其中的《一字一佛法华经序品》和《一字莲台法华经》将装饰经推到极至,这是中国写经不曾有的。 我们通常从装饰材料上划分和式书风与中国书风的差异,但日本写经在不同时期的书写态度不尽相同。奈良时代为中心的写经,是往易读易懂方向发展的。这一时期官办的写经机构,有各种层次不同的职位,除抄写经典的经生外,还有专事校对的经生。负责检查书写是否与经典有误,从而供证了写经正确程度。比如一难宝郎的《中阿含经》就经过了三校,又分别将校对经生的名字附在经卷的末了,表明校对的责任。如果因为校经生的失误造成错字漏字,则按错、漏的比例对校经生的月俸进行扣罚。这样,确立了写经机构程序的完善,使奈良时代的写经走向了规范。相对于此,平安朝时代的佛教,为了使国家安泰、五谷丰穰、避害远灾,总是着眼于现实利益,祈祷和诵读经典,更带有贵族社会生活优雅的性质,信仰的一些礼节成了游戏化了的过程。而奈良时代八宗兼学,僧人不允许从一宗一派,而要全面地兼学、修行,佛教便带有学问研究的意味。因此写经在从奈良到平安这一历史过程中,是逐渐地走向外在虚荣的,装饰经也是日本写经的绝响。 中日写经的出现,是书法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过程,它们自行构成一个独立的系统,形成一套书写的程序、风格,并且和当时的文化、经济、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不可分割,尤其是与每个时代的人文意识的强弱紧密相连。佛教作为文化史上的一种思想现象,在时间的推移下有些特点越来越突出,有些特点正在渐渐地消失。而写经书法的存在,不惟对研究书法有益,对于研究这些时代的心理、性格、思维方式及观念形式,亦不失为一面实实在在的镜子。

(原载《全国第四届正书大展论坛文集》,海风出版社,2005年6月第1版)

3522.com,朱以撒,1953年生于福建泉州。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,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《古典幽梦》、《俯仰之间》、《纸上思量》、《朱以撒书唐诗小楷》、《书法创作论》、《中国历代行草名作赏评》、《书法审美表现论》、《中国书法名作100讲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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